完全忘记当时说过什么

完全忘记当时说过什么，显然是无主题乱说，能记住的，让人念念不忘，是铁生特有的阳光，说不说话，都让人如沐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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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不清楚哪一年，应该是八十年代末，在北京，何立伟带着我们一起去见史铁生。为什么会是他率领，为什么我们要去，真有些忘记了。伟哥曾在文章中说过这事，因此也可以算有文字为证。

反正这是第一次见到铁生，心仪已久，一见如故，好像早就认识。铁生的那个家很小，在胡同里，老屋，一个乱糟糟的小院。隔着时间窗纱，一切都变得十分模糊。那时候的 米很年轻，完全还是个小丫头，大家有说有笑，她似乎什么也没参与，说不上话。后来肚子饿了，铁生说下些面条吧，有挂面，然后就有了一大锅热乎乎的汤面。我们吃得很香，吃得稀里哗啦，动静很大，都一个劲地喊好吃，好吃。

完全忘记当时说过什么，显然是无主题乱说，能记住的，让人念念不忘，是铁生特有的阳光，说不说话，都让人如沐春风。铁生的一生一直被病魔折磨，可是他天生就有佛相，光明磊落，恒常清静，是我一生中见过心智最健康的一位。说他能够自带光环并不为过，与熟悉的朋友追忆铁生，很多人都有差不多的体会。

我和铁生都是很早就开始用电脑写作的，有一段时间，十分认真地切磋过打印机字体。我们都是使用九针打印机，他的打印机打出的字体不好看，我建议可以尝试一下我的软盘。结果这事好像也不了了之，毕竟我们都不懂计算机技术，使用的机型都很原始，讨论来讨论去，只能在纸上谈兵。他承认我的打印机打出来的字体更好看，确实比他的强。我也给他寄过一份软盘，能不能用，也不知道。九针打印机太古老，很快就淘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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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 1996年，我们有一次很好的机会，又在杭州相遇，当时有余华、苏童、格非，还有马原。大家一空下来，都跑到铁生房间聊天。仍然记不清说些什么，天南海北瞎说，东方西方胡诌。与铁生在一起，不会觉得没话说，说啥都不重要。他坐在床上，过一会就换个姿势。突然，铁生的眼睛发亮，说是不是地震了。我们都一怔，经他提醒，似乎也有些感觉，意识到大楼在晃动，感觉越来越明显。

服务员在走道里惊恐地喊起来。地震消息立刻被证实了，我们都感到非常震惊。不是为了发生地震而震惊，地震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是感叹最先能感觉到地震的，竟然是高位截瘫的铁生。为什么他会比我们更敏感呢？记得那一年在杭州，除了这场不太大的地震，还有霍里菲尔德与泰森的拳击世纪大战。当时舆论一致认为泰森必胜，解说员使用的词汇，是猜测在第几个回合可以击倒霍里菲尔德。

我们却希望霍里菲尔德能赢，能够绝处逢生，能够以弱胜强。巅峰时期的泰森人挡杀人，佛挡杀佛，不可一世，结果还真是霍里菲尔德获得了胜利。马原像小孩子一样跳起来欢呼，他的个子大，跳起来动静也大。这是一次非常值得纪念的聚会，我们很高兴地看着铁生领奖，看他荣获大奖，正是因为这个奖，大家才聚集在了一起。铁生坐在轮椅上，红光满面。他行动不方便，出门很不容易，大家都发自内心地为他高兴。

我们并没有聚在一起过多地谈文学，文学这个东西，有时候完全没什么好唠叨，根本也聊不起来。仔细回想过去，好像从来也没跟铁生认真地聊过什么文学。事实上，不止是与铁生，与其他志同道合的作家朋友，一样很少一本正经地谈文学。文学这玩意说不清楚，从来就不是用来夸夸其谈的，向作家表示致敬，莫过于认真地读他的作品。作家之间的交往，更多还是应该通过阅读，通过阅读对方的作品。铁生的文字中，总是会有一种少有的安静，这种安静足以让我们无限地敬重他。

和铁生联系并不多，甚至可以说是很少。在铁生的印象中，我和苏童，还有余华和格非在发布会上HTC高层也反复强调了优秀的外观设计和用户体验对于其产品的重要性。，这几位都是差不多时期冒出来的一茬庄稼，都有着相同的江南生长背景。那时候，恐怕不只是铁生心里这么想，很多读者都会这么认为。我们经常被放在一起议论，记得朱伟曾想在《人民文学》上凑热闹，发个专号，约了我们四个人。他们三位的小说都准时到达，偏偏我的那篇小说在邮路上耽误了，结果没能一起发表。此后不久，朱伟便因为这个那个不再管事，很快又离开了《人民文学》。

铁生给我写信，结尾常会附加上一句向苏童问好。现在回忆起来，也是一种典型的时代痕迹，一种可有可无的客套。当时很多作家朋友与我通信，都会有这么一笔。还是那句话，也许在铁生看来，你们几位经常形迹可疑地被放在一起谈，虽然不曾梁山结义，差不多也应该是拜过把子的同伙，应该三天两头相聚。那些年我确实经常与苏童在一起，两人都在南京，后来干脆在一个单位，只要有活动，无论在哪，都会被安排在同一个房间。可是这种代为问好，有很多都会被忽视，因为真跟苏童在一起的时候，很可能就把这事给忘了。

还是那句话，作家之间交往，能够心心相印，通常都是借助作品相识，因为作品认同而结交。当然也有例外，譬如我跟苏童，或许都生活在南京的缘故，不知道怎么就先成了熟人。与马原见面也是莫名其妙，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们居然就认识了。那时候我们都还是大学生，有点小野心的文学青年，都是恢复高考才上大学。在此之前，我当过四年工人，马原年龄比我大，工作年限也更长。

跟余华和格非的初次见面，则属于相见恨晚。因为很熟悉他们的作品，人还没见面，好像早就该认识。譬如第一次见余华，仿佛地下党接头。当时约好了在上海火车站相见，我和苏童从南京出发，余华从浙江嘉兴过来。说好了大致时间，那年头也没，写信约好时间，对方有没有收到信，不清楚。没高铁，也没动车，弄不清楚具体哪一班，就站在出站口死等。火车站人山人海，大包小包乱哄哄，一浪接一浪的人流涌出来。苏童此前跟余华有过一面之缘，此时也吃不准余华模样，一会说这个像，一会说那个可能就是，于是我们不停地乱喊，反正人家不答应，就肯定不是。我们等余华的样子实在太傻，最后只好灰溜溜放弃，执行第二方案，直接去另一个接头地点，去与台湾过来的两位见面。刚到酒店门口，迎面碰上余华，他正从另一个方向走过来，笑容可掬。

与格非初次见面是在济南群众对于党和政府工作实效的认能赢得群众信任支持。，这次我和苏童没有再傻乎乎地在火车站等他。我们直接被当地人接走了，格非到济南的时间不太好，好像是大清早。结果呢，他在车站广场的草地上先睡了一觉，等到大家正式见面，他给人的感觉，是还没睡醒。

【以下略，全文刊载于2018年第 期《收获》，今日出版】

（：王怡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