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蒋方舟同台对话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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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韩国艺术家李智英（Jee Young Lee）

2014年1月8日举办的“2014理想国文化沙龙新年场”，陈丹青、蒋方舟同台对话。蒋方舟羡慕陈丹青一代人有大时期的共同记忆，她认为这就是历史中“存在感”。陈丹青却说这不是存在感，这是一代人自我的缺失。以下是整理的文字实录。 陈丹青：你为何承认没有历尽沧桑？ 蒋方舟：这句话本来是“我曾饱经风霜”，他的承认带着夸耀得意，但是我们这一代人没有经历过太多的沧桑。 陈丹青：考试就是沧桑啊。 蒋方舟：不算。您写的文章提到一代人的共同记忆，比如知青生活，还有毛泽东去世时人们的哭泣。看完之后，我非常自卑，相比之下，我们这代人好像没有沧桑感，没共同记忆，没有大事件，在历史当中没有特别大的存在感。 2008年，很多80后当汶川地震志愿者，当奥运会志愿者，人们认为年轻人在历史当中忽然成为主角，但我觉得这反而是因为年轻人在历史当中没存在感，所以用这类方式站出来做一个证明。在历史存在当中，我们这代人是缺席的，所以用了《我承认我不曾饱经风霜》这样一个题目。 陈丹青：我们那个时代，我一直没有感到自己的存在感，我甚至不知道“存在感”这个词，也不知道有个存在主义，我们那代人不因为经历这些就有了存在感。我们经历毛泽东去世，到农村当知青，文革武斗，但我从来没想到这就是我的存在感。现在追回去想，好像我们很有经历，但是我要写本书，我会说我不承认我经历沧桑。 蒋方舟：为什么？ 陈丹青：我不喜欢拿经历说事，很讨厌上一辈说“我们那会儿怎样”，所以我现在很警惕，一点不想让年轻人觉得你们真有经历，我们怎样一点经历没有。你的书中有一篇讲述个人经验的《审判童年》，让我非常惊讶，你那会儿你才19岁。 蒋方舟：《审判童年》这部份是我大学时写的，有两个动因：一个是当时我18岁，青春期刚刚结束，回想我的童年，很多是胆怯和恐惧的部份，而不是大家所说的无忧无虑，我在想仅仅我的童年这样，还是大部分人的童年都一样？当大家都在赞美天真无邪和无忧无虑的时候，我想仔细还原童年每一根脆弱的神经。 第二个动因是那段时间总有一个意向困扰我，一个人困在童年的世界里出不来，他自己的肉身已经慢慢长大，而大家教给他的，他周围所有的摆设，以及他所处的世界依然是童年世界，那时候所有看起来那末可爱、美好、天真的东西，都变得非常的恐怖。 那一刻我决定把童年放在审判席上去描述，发掘它不那末可爱、天真、无忧无虑的一面。陈老师，你的童年什么样？ 陈丹青：我一边看《审判童年》一边真在想，我怎样没有好好思考过我的童年？从政治记忆来讲，我4岁时父亲变成右派，5岁时母亲变成右派，他们工资立刻减少，家里忽然穷了。6岁到8岁左右是饥荒年代，吃完了饭得舔边，逃难的人跑到上海要饭，童年记忆就是饿。快乐的记忆当然也非常多，那是前现代社会的快乐，玩具和电视都没有，爬树、闯祸、打架，跟当时江南都市的孩子差不多。 这些不重要，重要的是为什么我没有想到写我的童年？木心给了我非常明确的警告，“你要非常慎重写你自己的经历，因为你要假定为何他人读你的书。”这种感觉此前我也有，我读别的作家童年回忆，心想，我要知道你小时候干吗？最后我发现是他们没写好，每个年龄都该写，还有就是性别也值得书写。 为什么我们这一代很少有作家回头看自己小时候？我想跟教育有关系，我们这一代接受的是意识形态教育，比如：共产主义接班人，解放全球，闹革命。所以我们没有存在感，没有自我意识，50后、60后很少写个人经验，基本上还是共产党的作家，以所谓大时期经验进入写作。真正个人经验进入写作要晚得多，差不多要到70后，王朔扭转了这个情况，他开始写日常经验，批判中间人物、小人物。据我所知，余华、苏童也越来越进入私人经验，但是非常主动进入私人经验要到70后。到了80后只剩这些私人经验，我潜意识里不太有兴趣去读。 我在想，我为什么看张爱玲写她的姑妈，写她的女朋友，写她所有的琐碎事情，萧红的一部分作品也是如此。人是本能的去写私人记忆，而1949年以后差不多有50年时间，这个本能被完全被忘记了，不去写个人经验，尤其是青少年童年记忆，并且也不知道怎样写。 （：李万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