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100的绝对安全缘由

本文为任志强2017年12月3日在凤凰财经峰会上和凤凰卫视主持人于盈的对话

于盈：在坐我想问一下有不认识或不知道任志强的吗？没有。任总的知名度非常的高，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其实任总是人民大学的法律硕士，但是感觉法律一般律师说话都是比较严谨的。但是任总貌似说话有点激进，不是特别的严谨。您一直都是这样的吗？

任志强：首先纠正你的错误。我不是法律硕士，我是在职研究生，因为我没有学历，填表的时候是有巨大差别的。硕士是一定要拿到文凭，在职研究生你只是上了课，参加了学习，但是没有给你硕士学位，是不给你发文凭的。这是第一个毛病。

第二个错误，你说我说话不严谨，我觉得我说话非常严谨。我要是不严谨我怎么能预测十年的房价都预测对了呢？

于盈：您一张嘴，别人就说您是放炮。

任志强：这是因为别人不敢放炮。如果所有人都敢说真话的话，我就不算甚么东西了。如果大家都不敢说真话，突然发现有一个人说了真话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个人是个大炮。要是所有人都说真话，怎么会有这事儿呢？

我觉得在坐的各位，当你们教育孩子的时候，你是告知他说假话还是说真话？你一定对你的孩子说别撒谎，说真话。为什么你们在社会上说话的时候都得说假的，不说真话呢？我看着挺烦的。我觉得说真话是非常重要的。

我谈一下企业家。企业家是干什么的？企业家就是要分析和掌握信息的人，这是机器人替代不了的。否则机器人都当企业家了。这是绝对不可能被替换的东西，就是因为他要决策。这个决策来自于甚么呢？来自于市场信息。

如果我们市场的信息都是假的，机器人一定做出一个错误的判断。但是如果市场的讯息是假的，不一定企业家会做出毛病的判断。因为企业家在一线服务的时候，他会了解更多和新闻报道不一样的信息，因此他做决策的时候会从另外一个角度出发去研究真实的世界是怎么回事。所以他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

我们今天不谈房地产，但是我们知道房地产的信息很多是假的信息。如果你根据现在已统计公布的信息去做决策，你可能就做了一个假的决策，这就是机器人容易犯的毛病。但是如果你在第一线你会了解很多真实的信息，你就知道为何那个公布的信息是假的，你就会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

核心的问题在于机器是不可能替代人的，再智能的机器，它只能替换叫什么端的人口，然后剩下的决策得靠人，没有人做重要的决策的话，这个判断是不可能的。

刚才前一位佳宾说到银行的征信，他只有一部分数据，另外一部分数据他是拿不到的，这谁能拿到，企业家能拿到，因为企业家在第一线最了解情况，所以他可以拿到很多靠官方的统计数据，靠计算机系统得不到的数据，因此他才能做出一个更加正确的判断。所以我们看到大部分决策都是政府政策错误，大部分的决策都没有让企业的决策错了。

比如说一个县的县长说，今年我们全县都种大白菜，老农民告诉你绝不能听县长的，种大白菜都赔了，你们想想事实是不是这样？结果没种大白菜的人发了大财就因为他用自己的思惟在做决策，而不是依照上面说甚么我就做什么决策，他才能在市场中掌握最灵敏的信息，然后让自己从中受益。千万可别听他这个，决策与市场颠倒了，应该是市场与决策。

于盈：这也是一种不平等，由于信息其实是不对称的。您处于社会不同的位置，你可以搜集的信息的量就决定了你的决策的好坏。

任志强：你说的对。

于盈：终于受到了一回肯定。

任志强：你如果做全球性的生意，你就应该掌握全球性的信息。如果你只做局部性的生意，你就了解你局部信息就够了。比如我作为县城开发商，我就要研究我们县城人们的居住需求怎么样就够了，我管你中国怎么样，我管你美国怎样，和我没有关系，由于我做的就是局部。

但如果是金融，这钱今天跑美国，明天跑欧洲，24小时都在转悠，那你就不能掌握一个局部信息，你得掌握一个更广泛的信息。你睡觉醒来可能钱就没了，那个汇率差的很大了。

因此企业家做决策的时候是根据自己所需，比如创新，甚么都得创新吗？我觉得大米永远是大米，你不能把大米用个新的东西把它替代了，不吃大米饭了，做不了。所以你作为一个企业家，要创新的是发展模式，比如我这个大米可能做出大米面的东西，我也可能做出其他东西，你有很多生产方式可能是新的，但是大米就是大米。

作为一个企业家，特别是成熟企业家，不是所有的东西必须是新的才能赢，旧的产业改不了，吃大米还得吃大米，磨面粉还得磨面粉，做面包还得做面包，但是面包口味可以是新的，不一定总是黑面包，总是一个味道，不一定。

所以创新不要搞错了，不要以为创新就是旧的东西不能卖了，一定要卖新的东西，我们穿衣服不还是棉纺、丝绸的吗，化纺的再好也不如棉纺的舒服，一样的道理，老的东西不一定都得扔了，如果都扔了，人可能不活了。所以对信息的判断，你得看搁到一个什么样的环境、背景和范围以内去讨论什么样的信息如何如何，这对在座的可能有所启发。

于盈：你说的大米不变，衣服不变，但是种植大米的方式变了，可能效率提高了，可能制作衣服的方式变了，效率提高了，那个是不是也是创新？

任志强：所以我刚才说了，你可以把大米做成大米面的东西，也可以做成蛋糕，这都可以创新，但是大米没有变。所以我们做企业的时候，特别是作为一个企业家，要做什么东西你自己要很清楚，所以根据市场进行判断的时候，你得知道你的东西是不是会永久存下去。如果它不能永久存下去，它可能明天就没了，最简单的就是BP机，没过几年就被替代了，因为很可能有很多东西可以把它替代。

拿大米举个例子，因为大米很难被取代，鸡蛋到现在被人替换了呢？牛肉也没有被替换，但是牛肉可以有澳大利亚的牛肉，美国的牛肉和其他地区的牛肉，牛肉本身并没有被替代。所以新和旧要比较的来看，根据市场做调剂，而不是盲目的认为新的好，把牛杀光了，你用乌鸦肉替代牛肉？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用新和旧来衡量。

于盈：所以作为一个企业家来说，您是站在第一线，确实掌握的信息是比普通老百姓多很多，那您是不是把分享这方面的信息和决策作为您的责任呢？

任志强：中国的企业家和国际上的企业家不一样。从国际上来说企业家可能好几代，比如洛克菲勒到现在都第五代第六代了，为什么？由于他的制度没有产生中断。中国应该说刚刚开始有企业家，因为中国刚刚开始有私有产权。在计划经济下不可能有企业家，由于没有一样东西是属于你的。所以中国一直到1979年改革开放之前的经济发展非常落后。1949年中国GDP是日本GDP的2.5倍，但1979年日本GDP反而是中国GDP的4倍。经过改革开放后这么多年的发展，我们到2015年中国的GDP才又变成了日本GDP的2.5倍。如果没有前30年消灭了企业家，中国怎么会浪费60年时间才和日本又保持了1949年的GDP水平呢？可想而知计划经济给中国造成的巨大损失。

我们第一代企业家从哪儿来的？严格说起来，应该说从承包制来的。承包制起到了什么作用呢？农民用承包制的办法把公粮交上来一部分，剩余的归自己，工厂有了工厂承包制，你完成了任务，比如300万的任务完成了，多完成的10万你拿了，这叫承包制。

这个时候有真正的企业家吗？也没有。因为你没有产权保护，明天看你挣钱了就改规则，完成300万不行，你得完成310万。就是没有产权保护，为什么？由于那财产不归你所有，你是承包的，你是利用的。

我们第二代企业家是1984年城市改革。从农村改革向城市改革转移的过程中，出现了一批民营企业，但也不是真正的企业家，为何？由于产权依然不归自己。

1984年之后，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且提出可以有万元户，先富带动后富。这个时候有了私有产权保护，有了企业家，中间又出现了一些变故，1992年又有一个南巡讲话。所以我们看到大部分现在的企业家是1984年到1992之间，特别是1992年之后。由于有了私有产权，因为有了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经济，我们才开始有了企业家群体的出现。

企业家干什么？企业家最重要的是要推动社会进步。为何？我们可以看看，几万年的人类生存史上，只这200年产生的GDP达到人类有史以来全部GDP总量的95%，而200年之前的几万年只生产了全部GDP的5%。缘由是什么？原因是没有大规模化生产，没有企业家经济的存在，没有对私有产权保护的法律。

到17世纪以后，才对企业家群体和私有产权给予了充分的保护。市场化的前提条件就是得有私有产权保护，得有对企业家群体的保护。从17世纪末期开始，企业家在拼命的推动社会进步，要建立一套保护企业家创造财富并拥有财富的法律，否则财富总是被他人抢夺，他就生存不下去，他也不可能像洛克菲勒家族那样生存5代。不可能，一代就给你搞没了。

在中国辛亥革命之后开始出现了民营企业家，但是到解放以后我们公私合营，把所有的企业家都消灭了，到改革开放之后 又允许企业家存在。

企业家如果不努力帮助政府建立一套很好的社会制度，你就难以生存下去。没有这套制度，人们就不会有创造财富的积极性，这个社会永远是在零和博弈，我分的一定是你少的部份。但是企业家群体是创造财富的过程，是要把蛋糕做大。虽然你分的比例没有增加，但是总量增加了，因为整个社会的财富在增加。

看看今天中国民营经济占的比例。从比率来讲，超过50%的GDP，超过60%的投资，超过70%的税收，超过80%的就业，超过90%的科技都来自民营经济。中国如果没有企业家群体的出现，没有依赖企业家群体去进行社会发展，中国的经济很难有高速的增长。

为了社会的进步，企业家就做大量的公益，要消灭贫富差别。为何企业家群体会拼命的去做公益？洛克菲勒说过，当他们富起来而穷人没有同时富起来的时候，会破坏他们富有的社会条件，比如革命、战争。因此他们一定要帮助穷人也富起来，才能让这个社会平和，最少让穷人有机会。

但是传统的说法就是，从第一个“授人以鱼”变成第二个“授人以渔”，企业家要主动帮助最贫困的人学会打鱼，让他们有生存的条件。我们看看美国，从福特到巴菲特、比尔盖茨，为何总是最富的这一帮人在拼命的做社会公益？为何在这次特朗普宣布减税的时候，所有富人联名不要给富人减税？由于他们认为如果不能建立一个良好的社会制度的话，他们的财富就会随时产生危险。

我们可以看到，当公共汽车被划了一个道子或者弄的很脏的时候，你可能很不关心，觉得跟没你关系，因为他是公共财产，但是你的私家车被别人弄脏了，或者被别人划了一道的时候你会很心疼，如何解决呢？你必须要改变这个社会状况，让所有人都不再存在要划你车的心理的时候，你这个社会才能安定。所以企业家就在努力的做这些事，中国的企业家虽然只有十几年的发展过程，但是已经把更多的精力和金钱、财富都用于建立社会公益。

在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起来的帮助后富的人，或许从整体的社会情况来看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些先富起来的人都拿出钱来帮助后富的人，但是从我们的社会公益组织大量的出现可以看到企业家群体在这个中间正在做这样一件事情。

为何我们过去没有人做或不能做？是因为没有企业家的生存环境，这个生存环境包括我们没有慈善法，中国的慈善法刚刚出台。比如说曹德旺先生，36亿的公共捐款要遭到6个亿到7个亿的税，我们还有企业家愿意做这个事情吗？新的慈善法出台以后他就可以不交税，或交很少的税。

当有了这种税收制度的优惠的时候，是不是有更多的企业家拿出钱来做社会公益，是不是能帮助更多的穷人改善他们的生存条件？要比你政府单取出钱来做扶贫强10倍，20倍，30倍，效果是大大不一样的。所以我认为，企业家群体的出现，和企业家未来的发展过程，一定会在中国掀起一个富起来的人帮助穷人的 ，而最终让这个社会的环境得到充分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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