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反腐倡廉工作需汲取中外历史经验拳

4月19日下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 总书记强调，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需要坚持发扬我们党在反腐倡廉建设长时间实践中积累的成功经验，需要积极鉴戒世界各国反腐倡廉的有益做法，也需要积极借鉴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宝贵遗产。习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断，立足历史，放眼世界，坚持历史地、发展地、统一地、系统地看问题，对反腐倡廉工作不但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也为新时期反腐倡廉工作指明了努力的方向。

坚持发扬我们党在反腐倡廉建设长时间实践中积累的成功经验

廉洁自律，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保持高度凝聚力、战斗力、吸引力，遭到人民群众热切爱戴的一个重要缘由。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历史，是一部坚持反腐倡廉、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的发展史。在长时间的革命和执政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在反腐倡廉方面进行了不懈的探索，构成了一系列符合我国国情的科学有效的防治腐败的理论与制度，也走过不少弯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些经验教训，都是新时期推动反腐倡廉工作的思想源泉和理论宝库。

为跳出 历史周期律 实施的运动式反腐。为跳出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的 历史周期律 ，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不懈的探索。1949年 月5日，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告诫全党要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风格，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实际工作中，从1956年到1964年，中央前后三次掀起反腐运动，使干部永葆人民公仆本质和廉洁奉公革命传统。

靠制度反腐。1966年发动的 文化大革命 ，延续十年之久，危害严重。在总结 文化大革命 的教训时，邓小平深入指出， 还是制度靠得住些 。依托法律制度反腐成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基本走向。改革开放后，反腐倡廉工作面临许多新情况，邓小平指出: 打击经济犯罪活动，我们说不搞运动，但是我们一定要说，这是一个长期的经常的斗争 。 在整个改革开放进程中都要反腐败 。依照坚持反腐败的长期性，坚持 两手抓 的战略思想，党和国家一方面致力于长期性的法制、制度的改革和建设，一方面集中气力惩治职务犯罪，反腐倡廉工作不断获得阶段性成果。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式反腐。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高扬依法治国大旗的同时认识到，在中国这样一个讲人情、讲关系、讲实用主义的国度，制定法律制度容易，但实施起来常常是事倍功半。我国政治文化中从人心入手重视德治的传统有其合理性，因此提出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使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新思路。这一提法，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日臻成熟与完善的具体体现，它对各项工作具有方向性的指导作用。它要求调整社会关系统筹兼顾、整体考虑，领导先行、做出表率。

确立 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 反腐方针。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确立的这1方针是对反腐败斗争实践经验的总结。反腐倡廉关系到执政党的生死存亡，任务艰巨、复杂，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这十六字方针透过现象看本质，捉住了解决问题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2005年1月 日，中共中央颁布《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行纲要》，作出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战略决策。

纵观建党90多年的历史，反腐倡廉工作获得的基本经验是:坚持人民性，是拒腐防变的根本。在坚持依法治国等制度建设的同时，还要重视思想建设，牢固树立正确的执政观、执法观。遏制腐败现象，不能弄运动，必须惩防并举，长期抓、系统抓。

借鉴世界各国反腐倡廉的经验、理论和制度

西方把权利视作 利维坦 。 利维坦 ，希伯来神话中的蛇怪，盘身藏头，随时暴起伤人。 权利导致腐败，绝对权利导致绝对腐败 。为了避免权力失控，西方素有分权、法治的传统，构成了遏制和防范权利腐败的制度和文化，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学习的标杆或参考。

信奉法律，一如信神。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高度推崇法律: 我们应当注意到邦国虽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部遵守，仍不能实现法治。 中世纪时期经院哲学家托马斯 阿奎那借用宗教的力量推崇法律。他提出，法律的统治乃是上帝的道德秩序和为确保这1秩序能够通过理性而为人类所理解的神灵启示的一个自然映现。教会的教条及其颁布的法律渗透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法律被当作上帝的意志，被认为是神圣的、至高无上的，自然被无条件遵守。经过历史的沉淀，法治深入人心，人民从内心接受法律、服从法律。

完善制度，细节防腐。制度性保障是反腐败的根本举措。为了防范公职人员腐败，很多国家都制定了严格的法律法规，以肯定公职人员的廉政义务，避免公职人员滥用职权和徇私舞弊。比如韩国有《公务员道德法》，法国有《政治生活财务透明度法》，泰国有《关于申报资产和负债的王室法令》，澳大利亚有《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条例》，印度有《避免腐败法》等。实践证明，在这些制度得到很好执行的国家，政治就相对清明，腐败现象较为轻微。

设立机构，专司反腐。一套高效、独立而权威的反腐败机构，1支精干而廉洁的反腐败队伍，是有力打击和预防腐败的必要条件。西方国家大多建立了反腐败专门机构，一般直属议会。例如，英国领导反腐败机关的总检察长直接对议会负责。美国联邦检察署虽设于司法部、由司法部长兼任总检察长，但独立检察官有权直接向议会汇报案情和提交弹劾。

严格执法，铁腕惩腐。对公职人员违背法律以权谋私的行动，很多国家的公务员法都规定了明确的惩戒措施，秉持零容忍的执法态度。除规定比较重的剥夺人身自由权利的刑罚外，还给予经济处罚。

舆论监督，第四权利。在西方国家，媒介被称为国家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之外的 第四权力 ，是民间社会系统的信息通道。媒介在反腐败斗争中具有警犬般的嗅觉，生存本能的需要、无孔不入的狗仔队劲头，全方位监视着公职人员，极具战斗力、威慑力和佩服力。

吸纳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宝贵经验

在漫长的政治实践中，中华民族积累了丰富的防治腐败的思想与制度遗产，形成了儒法、德刑相结合的反腐经验模式。继承和发扬这些历史经验，是做好新时期反腐倡廉事业的重要补充。

儒家的德主刑辅。儒家主张 德治 ，形成了以道德教化即以德治国的观念。孔子从性善论动身，认为人皆有仁心，此心是与天地之大德相通的，故良好的治理应该是妙用仁心，是乃仁政。他认为，德治强 化优先，刑威于后，把人看做自主自为的道德主体，而非国家暴力强制的对象。儒家还主张 人治 ，认为为政在人。

在儒家看来法律是后补手段，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惩罚手段。在人们的印象中，法律的威慑力远远大于法律对自身的保护性，法律是恐怖血腥的，人们对法律持有抵牾反抗情绪，就很难遵照服从了。这对培养信奉法律的意识，是种障碍。

儒家强调加强道德修为，自内而外从思想上防控腐败，这对于反腐倡廉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儒家主张 欲而不贪 、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张扬 居陋巷而不改其乐 ，这类内省不疚、无愧于心的精神满足感，是为官者严格自律的内在动力;主张先修身做人才能做事做官，有益于维系信念的指导性、秩序的层次性、规矩的重要性。子路临死，坚持先正冠冕，士大夫的节操观念，深入人心。个人有德，官吏有品，于整个社会的道德风尚，有率先垂范作用。因此，一个时期吏治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时期风气的好坏。应该说，当今社会虽已摒弃 人治 ，但官场风气对整个社会风气的决定性作用，仍然不能轻视。

1断于法、令行禁止的法家思想。 废黜百家、独尊儒术 之后，法家隐而不彰，但法家思想在今天仍有鉴戒意义。譬如管子强调的 法者，天下之大道也 ，韩非子的 严刑罚 、 信庆赏 、 以法治国 ， 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 等思想。韩非子强调 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 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 ，试图把 法 作为基本规矩尺度，以此去规范、约束一切行政活动，排除君主和官吏的私心、私威及主观臆断的干扰，因为 法禁明著则官治 ，这对我们今天的反腐倡廉建设，很有启发性。

监督与制约相配合以防治腐败。韩非子非常重视对官吏的监控，乃至提出了 明主治吏不治民 的主张。他认为，只有官吏的行动受到监督，建立廉政的理念，国家才能兴旺发达，人民才能安居乐业。监督以外，制约理论早在先秦时期已被提出并付诸政治实践。商鞅看到了仅靠监督来防止官吏腐败的局限性:设置专门的监督机构和官员，是为了防止官僚阶层谋私利，但监督者本身也是官员，也有牟私利的愿望，这个问题如何解决?他进而提出了不同官僚机构和官员之间 事合而利异 的制约理论:让不同部门之间从机制上相互配合而又利益相反，从而到达有效的监督作用。事实上，从秦代开始，中国传统政法体制设置就贯穿着浓厚的监督制约色彩，如三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相互配合与制约的中央政治机构，刺史、御史等监察机构等。固然，在封建王朝专制主义制度下，这些制度的效果也是有限的。

中外历史表明，实现依法治国，应从国情出发，吸收和鉴戒西方的政治法治成果，建设中国特色法律制度。但徒法不足以自行，一项好的反腐制度，还需要具体的、活生生的 人 来贯彻执行。解决 人心 问题，儒家 慎独 理论提供了一条由内而外，依自不依他的自律路径，我们党的信仰和主旨教育提供了把个人团结成战役集体的基本路径。在此基础上，进行制度方面的合理设计，是新时期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要思路。通过全民的廉政教育、完善的规章制度以及无处不在的媒体监督来确保反腐倡廉取得成效。

严厉打击犯罪惩治腐败，是反腐倡廉的基本手段。依法治国，不但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还要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尊重法律的神圣性、不可侵犯性，让全体公民、组织都自觉在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是一项长期的重要的任务。中国特色人民检察制度，在我国反腐事业中发挥着重大积极作用。检察机关要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神圣职责，坚决贯彻 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 方针，不断加大查究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力度，发挥反腐倡廉生力军的作用。

(作者为《检察》副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