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近代史上搭配

近代史上，有一位被称为“张丰润”的人。虽然，以某人藉贯作为他的外号（不是绰号），乃是清代官场惯例，如李合肥（鸿章）、张南皮（之洞）、康南海（有为）等，但也透着尊称的味道。能称得起“丰润”且叫得响的，只有张佩纶。因此，对于我们丰润而言，无论从哪个角度说，张佩纶都算得上重量级的、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朝是青云暮逐臣

张佩纶，丰润县大齐坨村人。道光二十八年(1848)生于杭州，光绪二十九年(190 )卒于南京，年56岁，死后葬于丰润。其父印塘，宰浙江有循绩，仕至安徽按察使，曾经督兵抗拒太平军和捻军，李鸿章回皖督办团练时，与印塘成为患难之交，后印塘防寇卒于军。

张佩纶同治九年（1870）中举，次年联捷进士、入翰林院，年仅2 岁。当时人说他“长身伟干，天资聪颖过人，读书目十行并下”，以古文研究著称于时；在光绪初年的政坛上，他是锋头极健的“清流”人物，与张之洞、宝廷、黄体芳合称“翰林四谏”。时人称作“今日一章，明日一疏，专事弹劾，遇事风生。贪庸大吏，颇为侧目。朝廷欲播纳谏图治之名，亦优容之。于是遂有清流之号”。以张佩纶为例，1875至1884年间，共上奏折、片127件，其中弹劾和直谏的占三分之一。与他人合奏的25件，其中弹劾内容的占五分之二。崇厚擅签《里瓦基亚条约》，割让伊犁周边土地予俄国，张佩纶上奏极言其非。尚书贺寿慈、万青藜、董恂，皆因种种劣迹被其劾去。弄到后来，一疏上闻，四方传诵，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连张佩纶爱穿竹布长衫，都有人竞相模仿。

张佩纶的弹章写得极好，这在当时是有公论的。他曾上《疏陈大员子弟不宜破格保荐折》，当日，军机大臣王文韶即在日记中称其“风骨，可谓朝阳鸣凤，无形之裨益良多也”。而翁同龢也认为,“张侍讲原折甚切实，真讲官也”。挨骂的人夸骂人者的文字，未知古代能有几人。可见其立论及文字都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1882年，云南报销案起，案涉王文韶，御史洪良品、邓承修连续奏劾不能动摇其地位。张佩纶旋上三折，终使王文韶挂冠而去。张佩纶在政坛上的杀伤力，一时间无与伦比。光绪九年，他奉旨到陕西调查有关案件，在履行职责的同时，也扩大了弹劾范围，自诩为“往返五千里，咒骂十三家”。

正当张佩纶在政治上的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188 年中法战争爆发，翌年，清廷下谕，委派 6岁的张佩纶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加三品卿。在张佩纶已刊日记中，本年记载全部阙如，使得后人难以知道他接此任命时的确切心态，但从各种蛛丝马迹分析，他的感觉未必是后人猜想的春风得意。

马尾战败，张佩纶被贬革职，发配察哈尔罕陀罗海、张家口等地。三年戍边，虽然不像其它罪臣那样吃很多苦，甚至还有李鸿章保举的宣化知府章梦所（洪钧）的多方照拂，但从炙手可热的近臣，到无所事事的贬官，加上遭贬第二年，夫人边粹玉肝病去世，政治上、生活上的双重打击，张佩纶的心理落差之大，是可以想见的。

光绪十四年（1888）五月，张佩纶遣戍三年期满，后入李鸿章幕。同年娶李鸿章小女李菊耦为妻，婚后生有一儿一女，也即张爱玲的父亲和姑姑。自此，基本淡出政坛。但在李府，又不可能完全置身事外。为此，甲午战争前夕，御史端良弹劾他干预朝政，朝廷责令他回籍。

翌年（光绪二十一年）春，他携全家南下金陵，“箸屋著书，不与世人接”。然而也“顾忧伤君国，往往中夜起立，或被酒泣下，寝以成疾。”（陈宝琛《张篑斋学士墓志铭》）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攻占大沽口，“拳匪祸起，闻外兵犯阙，遽咯血升许。然独累电趣文忠勤王，为画和戎之策，日数千言。”（同上）“尚布堂堂政，权偏鬼教操。似闻天有耳，谁致盗如毛?四野吞声恨，三军献职劳。远谋烦肉食，短发亦空搔。”(《有感》)正是此时所感。

庚子事变之后，1901年，经岳丈李鸿章举荐，以编修身份入都，随其办理合约之事，即《辛丑条约》。合约成，朝廷以赏翰林院编修，随同李鸿章办理交涉事宜。后因故遂称疾不出。第二年，又以四五品京堂补用，但未复出。他和夫人在南京筑“驯鸥园”，写食谱，著武侠，比翼双飞。张佩纶晚年有诗：“袖中合有屯田策，懒向辕门更纪勋。”对比辛弃疾：“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无奈与悲愤的心态情绪可以相较。

光绪二十九年（190 ）正月初七，张佩纶卒于金陵。现存的作品有：《涧于文集》两卷、《涧于诗集》四卷、《电稿》一卷、《驿署函稿》一卷、《奏议》六卷、《书牍》六卷。以上书目收录在《续编四库全书.集部》卷零一五六六。其中，诗散佚较多。其它还有《张佩纶书札》、《管子学》，存于国家图书馆。

“朝是青云暮逐臣”，“门外骊驹独戍人”（《涧于集.春暮就戍叔宪抑仲公瑕子涵健庵送致淀园》）张佩纶的沧桑跌宕的一生，加上他的才气，必然使他的诗有担当、有力量、大气象。

鬓丝心铁感平生

《涧于诗集》共有诗歌560首，如果从创作倾向上分析，他应当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 7岁以前，也即比较春风得意时期。这一阶段的诗歌也有个人悲苦，如少年离乱，丧带着老师上门道歉父亡姊，生活窘困，但更重于政治世事。特别是同治十年(1871)，诗人考中进士，开始了他们的清流谏臣的政治生涯，是其政治上最为得意的时期，因此诗作多展示的是个人抱负，抨击时政。但由于把精力集中在奏折弹章上面，诗歌创作偏少。《涧于诗集》第二卷诗即作于此时期，仅9 首，加上早期（收入第一卷）81首，共174首。其友陈宝琛为其所作的《涧于诗集序》里说：“君博涉多识，才藻鸿丽，择言尤矜慎。顾志在用世，官京朝日，不甚致力于诗……”。虽然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然而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其作用是无法与奏章相比的。

第二阶段，应当是从遭贬谪至晚年闲居。命运发生了180°的大转弯。三年戍边，是诗人在肉体上和精神上备受折磨的时期，其精神的苦闷、情绪的低沉和超脱、人格的提升和完善，都真真实实地体现在其诗歌创作中。政治上的大失败，却是诗歌创作上的大繁荣。“亲友望我归，我归固无家。”（《丙戌重九用东坡丙子重九韵四首》）以至“我心已止水，波涛不沄沄。虽羡投笔壮，肯辍莳药勤。”（同上）。因此，三年流放，竟得诗198首，超过前 6年的总和。至于晚年，更是“一叶扁舟一粟身，风帆到处易迷津。能从激浪滩头转，便是清凉畛里人。”后16年写诗188首。政治上每况愈下，精神生活却越来越丰富，后两卷（20年）共有 86首，占全部诗作四分之三还多。

“国家不幸诗家幸”便是如此吧。

纵观张佩纶的诗，你会有强烈的印象，那就是，所谓“诗言志、歌永言”，“歌诗因事而作”，这种近乎中国原始的对诗歌本质的认识，贯穿于他的全部创作之中。当代诗学理论中，诗中的知、情、觉，在他的诗中，统统都体现着这种本质。有学者把他的诗按内容分为唱和赠答诗、感时言志诗、贬谪类诗、和内诗等类。我觉得在逻辑上很难并列。因为唱和诗中有大量的感时言志诗，贬谪类诗亦然，至于和内诗，本身就是唱和诗。因此，我觉得硬性的分类反而破坏了他整体性。因为很简单：他的社会身份决定了他首先是有远大政治抱负的儒家知识分子，然后才是诗人。他的所历、所见、所闻、所感，都与他的追求抱负的形成与发展密切相关，都受着儒家的正统思想规定——尽管他的个性是突出的张扬着热烈、感性和强烈的爱憎，而后者成就了他的诗和诗的独特风格。

青少年时的诗人经历，对于他诗歌个性（包括关注点和表达方式）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张佩纶虽然其父为官，然而却很早就卒于任上，当时诗人只有7岁。再加上当时的战乱，举家到处避难，其姊就是在太平天国的军队围攻杭州时为免受辱投河自尽。从咸丰九年开始至同治九年这十年间，诗人一家避地海门。残酷的生活环境，使他过早地认识了底层人民的生活。忧世伤时，成了他全部诗歌的基调。《涧于诗集》第一卷第一首诗《避地海门赠沈熊》“金粉江南春，积骸莽焦土。沸水无潜鳞，偾车多弃辅。”“子曾从母走，吏忍捉人呼。”此时的江南正经历着人间惨剧，民生凋敝。在《邵香岩丈自泰州寄龙井茶于潜术赋谢》中，也有具体描写：“即今潢池兵尚动，汉节不到吴会稽。……杀戮无有犬与鸡”。《重至苏州》“桥上新人笑，沙中旧鬼冤。蘼芜春自好，何处辟疆园。”而具体到诗人的家庭生活，我们可以通过早年诗歌看到：“奉母更险阻，迁家越涛泷。岁凶饱芋栗……”（《感时言志别四兄及诸弟》），艰难程度可见一斑。《园中择菜八首》第一句就是“天下有至味，岂必屠门快。”这里面虽不乏阿Q，但彼时赞美野菜，绝非为养生之法作广告。第二首《荠》：“播谷当播麦，求菜当求荠。水旱固能忍，沧煦乃交济。……纵复无人采，深根且固柢。”与其说赞美的是野菜，毋宁说是赞美在这种艰苦环境中的人格。

诗人从来没有放弃对当时政坛的黑暗进行抨击，当然我们知道，晚清文渐疏，言官风闻言事，也为这类诗的出现提供了重要的政治氛围。《送王小希同年之官余杭》“湖山久缺贤主人，可怜聋丞杂恶倅。官符夜下急如火，赪衣银挡数十辈。……拔薤恐撄巨宗怒，种桑未得长官诲。催科豪吏一叩门，里巷罢织野辍耒。……”这是友人去赴任前诗人所描写的当地的情况，牢狱中冤案无数，平时生活中豪吏欺压乡里，他们一旦出现，老百姓就像看到土匪一样“罢织”“辍耒”。同样的内容也出现在《送张孝达前辈巡抚山西》中“我闻三晋岁游饥，毒卉盈郊禾不种。”这是光绪七年，张之洞巡抚山西，临别前诗人对山西当时民间百姓生活状况的描写。

诗人还有专门的几首诗是来描写这场大灾难的，如《和圭盦灾异》“祲沴缠天毕，偏灾竟荐臻。不过忧水旱，岂意动星辰。舞羽仪仍举，吞蝗迹已陈。”舞羽降神的活动还在搞，那吞蝗移灾的唐太宗呢？从这里也曲折地读出他的讥刺。《豫中蝗》“东邻旱，西邻水。水旱苦不休，蝗蝝乃大起。道旁老弱尸纵横，赤地无苗动千里。农夫彳亍驱蝗归，里胥催科犹未止。使君投劾归去来，释蝗不捕蝗且死。”在这种时候，官员们并不是想着如何帮老百姓度过难关，而是“里青催科犹未止。使君投劾归去来，释蝗不捕蝗且死。”“节府从容更言事”。其心之忧愤，其情之激烈，其言辞之凌厉令人感奋。

对社会现实和民瘼的关注，始终是张佩纶诗的主题，即使在被贬戍边三年中仍然如此。他在《哭梦所》:“……边民竟何罪，春气不得施。问仓仓无粟，问学学无师。妇不绣而市，农不犊而骑。……黯吏俯首笑，守愚将见欺。他日视郡狱，有鹊巢其枝。”在哭好友章洪钧突然去世时，哀痛至极，也是以民生与章的政绩相对应的。

青少年的艰难经历，丰厚的学养，镕铸了他积极入世的人生观。诗中所展现的强烈的追求和抱负，也就是很自然的了。诗人在2 岁考取举人时，所写的一首诗，集中表达了他入世思想：“神剑理雄雌，良马别骍駹。感时抚身世，首途复乡邦。”“豪杰为时出，天鼓擂砰韸。”“起我壮游想，碧海横帆橦。”（《感时言志别四兄及诸弟》）可见其豪情满怀，意气风发。以“神剑”、“良马”、“豪杰”自喻，同时又表现了“碧海横帆橦”的自信。这种自信当然来自于“十三通文史，二十谒天子。”（同上）的那种超常的优秀。

那么，诗人的抱负或人生目标是怎样的？《酬吴子述》“徜徉鸿鹄志，且幸干戈橐。万户不足道，佣书事青袍。……托意在经济，扶雅宜风骚。”他的志向远大而鲜明。再如《书圭盦再送柳叟诗后即迭原韵》“天下安危关将相，斯人google是处于“复杂态”的气节竟山林。安知独舞谁为属，一剑如龙匣底吟。”应当说，这种志向的确立，也是人格的外化。也就是说，诗人首先就是一位堂堂七尺血性男儿，他的爱憎有着明显的古仁人风度：“嗟哉君子操，介立如松柏。嗟哉小人交，夺正如朱碧。”因此他感叹“德孤且不邻，物腐易求隙。”（《书陆月湖先生手校宣公奏议后》）那么它的表现方式呢，当然就是忠君报国了。所谓“丹心终不改，泣对日图南。”（《题恭亲王歌唐集句图》）

奉旨去福建以至马尾海战，诗人对战事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比如朝廷之失措，各方之掣肘，我方力量之薄弱等，但难得的是他未失报国之志：“嗟余衣偏衣，崎岖事闽峤。未获襄老尸，耻作孙歆报。”“余生随地适，书题安绝徼。”但他仍强调着“尺寸我所争，固合永歌啸。深宵剑箧鸣，岂有余光耀？”

被贬戍边，在意料之中，因为诗人早就有了“非谪乃其游”的思想准备。但令诗人寒心的是“凤凰不知有百舌，谓是百鸟鸣应节。谁知众语并一吭，舌如莺巧形鸠拙。”（《百舌》）诗人悲凉之余，不得不选择沉默：“男子贵自立，万口任毁誉。”（《北海轩十首》）“墙倒众人推”，诗人虽然明达，也只能是理论上的认知。从情感上，诗人遭受的打击还是空前剧烈的。

共 7948 字 2 页 转到页 【编者按】这是一篇正宗的带有学术研究性质的文论，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编者不知道有没有其他人在研究张佩纶的诗歌，但起码酸风眸子先生此篇文论具有方向性，普遍性，深入性的指导作用。说其正宗是因为此文论彰显出作者高深的文学修养，广博的学识，过人的眼界和胆略，当然同时还有谨严的考究。“朝是青云暮逐臣”一节是写张佩纶的身世生活和阅历，这是诗歌产生的背景和文化土壤，有其特殊性，就有其诗歌的特殊性。 “鬓丝心铁感平生”一节阐述张佩纶诗的内容，包括主题和题材。“歌罢安知菀与枯”一节写张佩纶诗歌的形式，即艺术成就，并且指出其不足。这一节和上一节是文论研究的重点内容。如果说上一节靠作者的学识和修养，而这一节就需要眼界和胆量了。这一节具有比较文学的勇气，它依靠层层的推理得出自己的最终结论。“我却以为，张佩纶的诗，深受“同光体”主张之害”，“他也许有东坡的才情，甚至也有东坡式的阅历，然而，他终难成为东坡样的大诗人。”这是逻辑分析的导入口和结论处，这是此篇最为光辉之处！准确地为评论对象定位，不拔高，不压低，不是人云亦云，而是真知灼见。因此说此篇文论具有研究张佩纶诗歌的界定性和方向性的作用一点也不为过！也由此可以得出文评是正宗的学术研究，因为它符合文学批评的一般原则，也是符合美学的原则。隆重推出！大力推荐！【文璘】【江山部精品推荐】

1楼文友： 1 : 4:26 致以同道的敬意，致以深深的文礼。 寒冰在近，孤寂无边

2楼文友： 20:2 :07 这篇诗评，是我为我区作协编的《丰润古代诗钞》写的前言。《前言》分六部分，这是第五部分中的一节。因为张佩纶毕竟是近代史上的名人，又是作家张爱玲的祖父，是我们丰润人，对于他在历史上的作为，毁誉皆有。但对于他的诗歌创作，恐怕知道的人就不多了。因此摘出此节发于此。得到了文璘先生如此高的评价，则是出乎我的意料的。说实话，对于背景资料了解甚少，他的诗又喜欢用典和冷僻字词，读来难免有隔。我凭着自己对诗歌的感觉来评论他的诗的。难免硬说。这七八千字的文章，能读下来就不简单了，读下来，读通读出味道来，那就是比作者高明的高手了！致敬文璘！ 退休公务员，唐山市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