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汉学家顾彬说

 

德国汉学家顾彬说：“我们汉学家要了解孔子，总不能通过于丹吧。”这个德国人，在最近一个时期，说了很多话，都有争议，这句话则不会，因为这是一句大实话。

同时，这句话还有拨乱反正之功效。尤其是现在，于丹的心得把《论语》、《庄子》弄得面目全非，国人却以为她在推广国学，“能带动年轻人对国学的兴趣”，从而加深公众对国学的了解。这么说不是一点道理没有，《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新浪新闻中心联合实施的一项调查显示，公众主要通过三条渠道了解国学：读古文经典（56.1%）、读关于国学的通俗书籍（44.1%）、看电视讲座（ 1.6%）。看起来，这种情况与中国公众的受教育程度还是比较吻合的。考虑到公众受教育程度参差不一，接受国学的通道也是不一样的，可以说，了解国学，是“条条大路通罗马”。

但歧路也在所难免。还是举于丹的例子。她在讲《庄子》的时候，提到这样一段：

 “庄子写过一个叫支离疏的人，这个人的名字已经够奇异了，他描写这个人什么样子呢？他说这个人，双肩高过他的头，这个头有多低呢，低到他的肚脐以下，这个本应该是垂在后面的发髻呢，他是冲着天的，他的五脏六腑都挤在后背上，还是个驼背，然后他的两条腿就直接长在肋骨旁边。你看这样一番形容，这不仅是丑陋了，而且近乎狰狞啊，这样的一个人走出来，不是像怪物一样吗？那这个人又怎么生活呢？庄子说他就替别人缝衣服，洗衣服，也足够养活自己，另外他还有余力替别人去筛糠、簸米，这个挣得的钱足够养活十口人。那么庄子得出一个结论，说你看像支离疏这样的人，尽管看起来他是那么狰狞丑陋，但实际上，他在自食其力的时候，比别人获得的更多。”

读过《庄子》一书的人一定会发现，于丹的心得和《庄子》所讲并不是一回事。这个故事出自《庄子》内篇中的《人间世》，他在讲了“足以食十人”之后，并没有得出“自食其力的时候，比别人获得的更多”的结论。他接着讲道：“上征武士，则支离疏攘臂而游于其间；上有大役，则支离疏以有常疾不受功；上与病者粟，则受三钟与十束薪。夫支离其形者，犹足以养其身，终其天年，又况支离其德者乎！”意思是说，只有像支离疏这样无所用于当政者的残疾人，才能全生免害。他还将这个道理进一步发挥、引申，认为德行不健全的人才可能有效地保全自己，终老一生，所谓“支离其德者”，这和他一再讲到的“无用之才”是一个道理。庄子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道家无为思想的源头之一。人们一直把他当做消极的、不与社会合作的代表人物。这种对“无用之才”大加赞赏的做法，在他的思想中其实是一贯的。然而，于丹居然把它改写成一个自强不息的励志故事，告诉人们“自食其力”的道理。这就是一条歧路，大家都知道“歧路亡羊”的故事，现在，庄子之羊就可能亡于于丹之路。沿着于丹所引的这条路，我们不可能得到庄子的本意。

于丹所采取的办法，很显然，一是断章取义，二是曲解原意。如果谁想准确地了解国学经典，是不能采取这种办法的。我不反对通俗和普及，但我反对割裂和歪曲。我们这一代人了解《论语》使得ARM规模猛增。而智能的出现，是从“批林批孔”开始的；最初接触国学，也是在“评法批儒”的时候。那时比较通行的办法，就是断章取义、为我所用、削足适履、曲解原意。于丹的心得，评价有所不同，比如《论语》，从全盘否定到全盘肯定，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和当初不一样了，但方法论没有区别，或区别不大，都是对读者的误导。这样做的结果，只能再一次损害国学经典在国民心目中的形象。

实事求是地说，百余年来，国学经典在国民心目中的地位可谓江河日下，一落千丈。过去说学而优则仕，所谓学，就是国学，就是四书五经，把这些经典学好了，就可以做官，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或理想。那时，优秀人才都去读国学了。后来有了另一种说法，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重要原因之一，是西方文明给我们带来了两样东西，科学和民主，即五四时期的德先生和赛先生。随着德赛二先生的到来，国学经典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国学不仅变得无益，甚至有害了。许多有识之士，他们在探索中国近代以来贫弱的原因时，几乎不约而同地将目光对准了中国文化，代表中国文化的国学，特别是儒学，更是首当其冲。在这个时期，国学经历了种种磨难，被人泼了许多脏水，直到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把传统文化当做封建残余扫地出门。那时不要说是四书五经、《老子》、《庄子》，即使曾经被认为具有“人民性”的作家，也遭到了无情的批判。最典型的就是郭沫若先生于1971年出版的《李白与杜甫》，其中对杜甫的评价，可以说是“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是很不公正的。那时，也有人出来讲《论语》，可惜不是把《论语》煲成一锅“心灵鸡汤”，而是给孔夫子戴上一顶“没落奴隶主阶级代言人”的帽子，再次上演批孔批儒的喜剧一幕。年纪稍大的人可能还记得，当年受到批判的，甚至不止于儒学经典，还有《三字经》、《千字文》、《名贤集》、《弟子规》、《女儿经》等这一类所谓“大众儒学”。

也许真是物极必反。最近十几年，国学的社会地位却是越来越提高了。各地办了很多国学院或孔学院，有些甚至办到了国外。也有人不遗余力地推动读经运动，几岁的小孩子都被送去读经了。更有人乐观地宣称，他们重新发现了国学的价值，而21世纪必将是中国的世纪，中华文明将在世界上重新崛起。在这里，国学变成了公众重新获得民族认同的重要符号之一。于丹在这个时候出现，自有其必然性，也有为国学热推波助澜的一面。但是，为什么在经历了百余年对国学典籍的负面评价，在国学典籍基本上已经退出我们的现实生活，以至于很多年轻人把《红楼梦》、《西游记》都当做国学经典的时候，国学热却说来就来了？它不期而至，我们许多人甚至还没有做好思想准备，不知如何应对这种情况。比如对于丹，我就始终抱着巨大的疑问：《论语》真像她所讲的那样，是一副灵丹妙药吗？但这种怀疑在全民巨大的热情面前显得非常滑稽可笑。很显然，如果不是产生了根源于我们社会内部的某种要求，那么，国学不仅不会像现在这样热得烫手，也很难获得持久的内在支持。问题在于，这种要求究竟是什么？它是如何产生的呢？

 

值得注意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社会主体从政治斗争向经济建设转移，而市场化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更进一步带动了社会的转型和新型社会关系的形成。一般说来，社会、思想的变革，总是带来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从而引起协调这种关系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的紧张。我们看到，处于转型社会中的人们，往往会产生一种整体性的潜隐心理紧张，这种潜隐心理紧张具体就表现为普遍的道德焦虑和价值冲突。固有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是和固有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适应的。现在，这种关系发生了变化，自然要求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也要相应地有所改变。很多年来，我们搞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相应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中几乎难有个人利益的空间，那时讲革命利益高于一切，狠斗私字一闪念，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集体的事再小也是大事。这样的道理很难讲给生活在市场经济、商业社会中的人听，听了也不会接受。市场经济、商业社会带来的变化之一，就是对金钱的崇拜。金钱即使不是衡量社会价值的唯一尺度，也是非常重要的尺度，甚至成了一些人个人价值是否实现的标志。事实上，对于金钱的追逐，已经使当今社会和生活于其中的许多人陷入了极度疯狂之中，人们为此而感到困惑、焦虑和惶惶不安。在整个社会向“钱”看的时候，一部分人开始向后看。事实上，回归红色传统的努力这些年来从未放松过，但效果有限。于是，有人开始将目光转向更遥远的传统，即所谓国学，特别是儒家学说，希望儒学能为社会主导价值观提供可资利用的道德、价值资源。对于道德、价值观念的社会主导者来说，这样做其实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其间不会没有妥协。但也可以看作是推陈出新，是对传统社会价值观的一种改造和扬弃，是“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或者，这也可以看作是主导价值观对社会整体道德焦虑的一种回应，是道德重建的一次尝试。但在社会大众，却表现出更多的感 彩，是植根于人们心中的对传统文化家园般的依恋，是一次民族整体的精神还乡的旅行。当前，风靡于整个社会的“国学热”和“传统文化热”，只是这种社会心理浮出表面的那一部分。没有社会主导价值观与社会大众潜隐心理的妥协与合谋，“国学热”和“传统文化热”都是不可能的。新儒学搞了许多年，出了许多大师，但一直没有在公众中热起来，就是缺少这两个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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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看来，以全民阅读于丹为特征的“国学热”和“传统文化热”，其实只是社会转型时期整体道德焦虑背景下的一种非理性选择。这就回到了开始时我的那个疑问：《论语》真像她所讲的那样，是一副灵丹妙药吗？民族整体的精神还乡旅行，会不会只是一个美好的白日梦想？撇开这些问题不讲，从更大的范围说，“国学热”和“传统文化热”还有一个潜在的动因，即中国的现代化或现代性的发展问题。中国的现代化或现代性的发展会使母体血氧浓度降低，源于自身发展的逻辑还是西方列强的要求？这是许多年来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但事实上，中国的现代化或现代性的发展，从一开始就笼罩在西方话语的阴影之下。黑格尔、韦伯等西方思想家都认为，在西方之外是不可能发展出现代性的。毛泽东也承认，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从而使中国的面貌发生了根本的改观。前些年大讲亚洲“四小龙”的例子，在新儒家的眼里，这几个属于中国文化圈的国家和地区的兴起，打破了韦伯关于非西方文化阻碍现代化发展的理论，说明儒家文化不但不会阻碍经济发展和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相反会有利于经济发展和国家的现代化进程。

新儒家的这种观点显得有些一相情愿，是将历史审美化了。同样是“四小龙”，我们也可以说，它们的发展是因为接受和引进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是西方文化的产物。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又何尝不是将西方作为现代化和现代性发展的目标？也就是说，中国的现代化和现代性发展从一开始就被迫置于西方与非西方的权力关系之中，它在1980年代再次被强行拉入现代化和现代性发展进程以后，也从来未能摆脱这种权力格局。在这种情况下，“国学热”和“传统文化热”或许可以看作是对于这种格局的一种反抗，而且，从历史上看，中国知识分子也的确从来没有放弃通过重构儒学以发展出现代中国的生命力的努力。但有一点，这应该是一种理性的选择，而不应该是一种时尚的炒作。如果仅仅抱着一种目光短浅的实用主义态度，那么，国学的复兴，除了赚一些热闹，泛起一些泡沫，还是画饼充饥，无补于中国的现代化事业。

那么，什么是理性的选择呢？我想，理性的选择，就是要承认国学经典的价值，承认阅读国学经典的必要性，承认文化多元存在的现实合理性，但又不是盲目的追捧、无条件的全盘接受，像粉丝对待他们所崇拜的明星那样，那是不可取的。现在有一种倾向，作为多年来轻视和慢待国学经典的补充，人们又将国学的价值和意义无限地夸大了，以为找到了无所不能的、克敌制胜的法宝。这也给了于丹她们一个机会，可以拿这种所谓的国学出来招摇，哄骗读者。我们需要阅读经典，包括国学的、乃至于儒学的经典，这些经典具有一种永恒的魅力。但是，阅读经典不是一个简单的单向接受的过程，也不是单纯的知识的吸收，更不能把自己无条件地交给煲好一锅“心灵鸡汤”准备灌输给我们的精神保姆。经典中有这样一句话：“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就是提醒我们，千万不要把自己的大脑全部交给经典，更不能交给经典的“二道贩子”，而应该学会独立的思考。我们老讲素质教育，什么是人的最重要的素质？我以为就是独立思考的能力。现在很多人，基本上没有独立思考的习惯，遇到问题，也没有那种经过独立思考得出结论的欲望，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思想托付给别人来代管，这是很可怕的，罗素说，这是“灾难性的”。不能动手，养成的是废物；不能独立思考，养成的就是奴才。捷克籍作家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这本书中称赞法国作家福楼拜发现了“傻”，并且认为，他的这种发现，可能会比马克思或弗洛伊德最震撼人心的发现都更为重要。他说：“现代的傻不是意味着无知，而是对既成思想的不思考。”昆德拉是说过“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的，但他仍然认为，轻视独立思考的教育最终将使得媚俗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美学观和道德观。

所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主张，阅读经典也要自己做主，从经典开始，和经典直接对话，这样，你才能真正体会经典的好处，从经典中直接受益，而不必担心被一些“假古董商”忽悠了。他们是商人，考虑的是拿经典卖钱，而我们，是想发现真理。这是我们和他们的根本区别。

 

 

(编辑:林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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